第11期

普特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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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dom of H. W. Putnam

温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

溫明麗(2017)。普特南的智慧。教育脈動,11。取自http://pulse.naer.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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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不只存在腦中~普特南

Meanings Just Ain't in the Head.~Putnam, 1985, p.227

       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 –2016)是20世紀美國分析哲學家與數學家(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1),身前為哈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曾服務哈佛大學長達35年,於2000年退休。普特南出生於芝加哥,卻在幼年時即移居法國,和語文學家Noam Chomsky(1928-)是自高中時的好友,師承邏輯學大師W. V. O. Quine(1908-2000),並於1951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哲學博士學位。

       由於普特南具有數學和分析哲學的素養,使得他習於審慎分析語言和思維的邏輯,但也因為事情或概念經過縝密分析之後,經常會被發現其原來的概念存在錯誤而必須改變。發現錯誤也使得普特南必須承認思想上存在「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人必須在發現錯誤後重新改變立場。此舉導致世人認為,普特南的立場總不甚堅定,其思維變動頻繁,經常昨是而今非。然而普特南並不因為世俗的輿論而罷休,仍堅持其作風,終於在其(Putnam,1981)1981年出版之《理性、真理和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書中,提出其研究大腦思想所設計的「桶中之腦」(Brain in a vat)的實驗及論述,名噪一時。

       「桶中之腦」是個驗證思維邏輯與理性真理的實驗。該實驗假設有一群瘋狂的科學家將人腦取下,將之置於一個裝有腦存活所需營養液的桶中,並透過一部與「桶中之腦」連結的超級電腦,讓此「桶中之腦」先模擬腦對圖像與感官等訊息的運作後,再透過此超級電腦,建立一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且向「桶中之腦」傳送與一般大腦接收之相同訊息,然後察看該「桶中之腦」的反應。此實驗一則可確立「桶中之腦」是否能將超級電腦輸出的訊息,「如人腦」般,正確地將之轉化為神經訊息,藉以傳遞認知訊息的內容;另一方面,確立此「桶中之腦」能否辨識出自己是在虛擬實境中,而非真正的人腦(Ludwig, 1992)。

       若實驗結果證明上述兩者都是肯定的,則人類以往所宣稱的,腦具有理性思維功能將受到質疑,因為由「桶中之腦」可知,該腦只是透過神經,對訊息產生反應,故該腦的反應並非真正人類理性對外界認知的判斷,也非客觀知識的依據。此意味著,人腦神經的運作是否也像此「桶中之腦」般,並非人真實感官經驗的反芻、推理與反射,只是訊息機械式轉化的反應模式,該腦也可以透過虛擬情境的訊息,歸納出訊息反應的「固定」模式。此「桶中之腦」的認知模式與人對腦的認知模式並無二致。

       就上述實驗言之, 人引以為傲之理性功能,其實並非腦神經所致,腦也沒有思考力,只能對人的身體機能或訊息做出「既定模式」的反應。若此,則理性主義的知識論將再度陷入懷疑主義的洪流中。相對的,若「桶中之腦」能分辨出人腦與桶中之腦,則「桶中之腦」就不會僅對外在訊息進行反應,也應該會自我思考,此表示後者推翻了第一項的實驗結果。易言之,第一和第二個實驗結果彼此矛盾。詳言之,若能分辨「桶中之腦」與人腦,則進行第一個實驗時,「桶中之腦」也會區分外在真實的訊息或由超級電腦所傳遞的「人為訊息」之別,也會對之有不同的反應。總之,該實驗仍未能回答人如何確定是否被「看不見」或「人無力知道」的形上「怪手」所控制,因此,懷疑論將持續質疑人的理性具有分析判斷等邏輯思維能力。

        就普特南的觀點言之,「桶中之腦」的思維實驗,一方面推翻邏輯實證論;另一方面則強化了懷疑論的觀點(Putnam, 1981)。詳言之,普特南「桶中之腦」的思想實驗基本上推翻了普特南在美國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哲學系論文指導教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所主張之邏輯實證論的觀點;相對的,普特南指陳邏輯實證論乃人類的自我欺騙。再者,其「桶中之腦」的實驗,重新點燃人類對理性或客觀真知的懷疑。

       在此之前,哲學家們所懷疑的是未經科學驗證的「形上之知」和人類的「主觀知識」,但普特南「桶中之腦」的實驗立論,對原已經過科學驗證的客觀知識產生懷疑。易言之,其懷疑的部分包括:

        (一)科學的驗證是否為客觀之知或真相?

        (二)科學宣稱的客觀之知是否只是被操控、「又不自知」下的「訊息反應」?

       1999年由華卓斯基姐妹(Larry Wachowski & Andy Wachowsku)編劇和執導的好萊塢科幻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主要探討人類是什麼?真實是什麼?誰在控制著人類的存亡、思考與行動?上帝存在嗎?等知識論、宗教哲學及重生等涉及死生議題的形上學論點。該影片與普特南於《桶中之腦》質疑邏輯實證論的真知論相互輝映,引發更多對真知與生命存在的哲學爭論。

       駭客任務本意為「母體」,指計算機之人工智慧(矩陣) 所控制的世界,此控制系統乃為了控制人類所製造出來的假象,是虛擬的,然而人類卻自認為是理性的動物,殊不知人類是受制於此控制系統的奴隸。其實人類本身並無真正的知覺。而在控制系統下的人工智慧人,會將電流的訊息分析為知覺、認知,並依照該訊息分析結果採取行動。可見,若無法區辨真實的人和人工智慧人,則我們無法判斷「人」的行為是主體理性的推理功能?抑或是受訊息操控之人工智慧人對訊息的反應,因為人類只能「讀到」腦神經分析後產生的外在行為表徵,並誤以為此行為表徵乃真實之人腦內在的推理分析所致(此部分與普特南「桶中之腦」的實驗大異其趨)。

       普特南「桶中之腦」的實驗既是知識論的探索,也涉及心靈哲學的面向。知識論探索何為真理、真知和真實(reality/truth),並建立判斷真實之知的規準;心靈哲學則探討身心的定位和關係。然而此兩者與語言哲學息息相關,均探究語言及其指涉和對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此又回到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所質問的問題:人類可有區別「夢裡」與「夢外」之知的客觀標準?人類如何確保理性思維的真實性?

       如若人類的腦和思維只是像影片中所描述的景象,被一般人無法獲知的「母體」所控制,則人類在控制下傳遞出來的訊息,絕非科學真知。然,人類尚難以證明腦思維的推理是自由、自主而非受到控制。

       此外,該影片還運用各種高科技手法,解析真實和超現實主義的觀點,闡述人觀點的真實性與虛幻性,也強調意志的作用大於理性的邏輯思維,更推翻物理世界認定的「真知」。此所稱「科學世界的真知」觀點,指科學家所認定之科學具有客觀性地位的知識。然,無論普特南「桶中之腦」的實驗,抑或電影「駭客任務」中人工智慧人的行動,均隱含對科學堅信之「客觀之知」的質疑。

       如前所述,普特南「桶中之腦」的實驗仍存在一個悖論:即如果「桶中之腦」能區辨出真實之腦與「桶中之腦」,則「桶中之腦」就不受控制;若「桶中之腦」無法像真實之腦般的運作,則「桶中之腦」又如何能從電腦傳遞給「他」的訊息中,自己建立起一個反應系統(即實驗中的虛擬實境)?或者,甚至此反應系統亦是被某個不被一般人所認知的「系統」所控制。

       此等悖論也常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舉例言之,我們所以相信某人「說」的某件事情,乃因為外在的物件或他人的說法均與之相符應,或某人宣稱的內容與自己內在的信念相符應,此等信念即為意識形態。析言之,一旦人未能「識破」自己的意識形態,則其所以信以為真的判準可能就是個錯誤,而以一個錯誤的認知標準作為判斷真知與否的規準,其結果仍將是錯誤的。就此言之,人文社會學科中,將「互為主體」視為「客觀」的觀點需要進一步論述。

       普特南提及,外在語言與指涉之間應該具有因果的對應關係(Ludwig, 1992)。檢視此外在語言與指涉間的因果關係,即對真知的三角檢證,也是對個人信念與共識之意識形態的再檢視。依據普特南(Putnam, 1985)的主張,一個語詞可以指涉一個物體,且只有在語詞和其指涉兩者間具有適當的因果關係(appropriate causal connection)時,語詞和指涉相對應才能成立,理解也才能成立。

       析言之,普特南(Putnam, 1985: 227)認為,意義不只存在腦中(Meanings just ain't in the head),意義的語詞應與其指涉相呼應;此既涉及語言與指涉間的因果關係,也與語文內涵和意義的透明度有關(Putnam, 1985)。簡言之,意義不只是依賴腦的「認知」與「詮釋」而成立,更須與外在的物件相呼應。可見,認知不是單一思維的運作。此觀點與笛卡爾理性思維至上的觀點正好相反:即普特南強調思維與外在環境的密切關係,且重視外在行為表徵的相呼應,此闡明行為表徵並不具普遍性,故也不能作為理解的客觀依據;相對的,笛卡爾則強調理性方法具精確客觀的普遍性,故可透過理性方法,確保認知的客觀性和穩定性。

       質言之,兩個完全一樣的世界及人腦的思考過程,可能指涉不同的事物,此乃因為對語文之解讀所產生的差距,也是人所據以判斷真知之「客觀性」並不具普遍性。舉例言之,兩個失戀者對於「疼痛」可能會有不同的指涉,也會產生不同的外在反應。此即普特南(Putnam, 1985)所提的語意外在論(semantic externalism),即語意與呈顯於外在的行為反應有關;而人類對於語言的解讀也常通過外在行為表徵。然而,外在的行為表徵並不具備普遍性(如人與貓對疼痛的外在表徵不同: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對疼痛也可能有不同的反應)。易言之,外在行為反應相對應的同一語詞(如前述之「疼痛」),在行動者的認知或心理感受上可能並不相同,故人類不能僅賴外在的行為表徵而彼此「認識」或相互理解。

       同理,每個人在相同地方、同一時間,抬頭看天上的雲,也不能確定每個人在同一時空下看到相同的雲,也勢必有相同的感受、理解或反應。此雖涉及個人的經驗背景,也關乎每個人內在的信念與價值體系。信念與價值體系不僅牽絆著人對外在世界的解讀,也與人對外在世界產生的內在情感或情緒的「感受性」(qualia)有關(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此觀點與德國哲學家Habermas(J. Habermas, 1929-)(1998: 92)提出之「言語行動」(speech act)相通,均指稱語言(language)必須和行動(action)符應,「言語行動」包含「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及「非語言部分」(illocutionary force or component),此亦是人與人溝通要件之「有效性宣稱」(validity claim)。

       析言之,人對相同物件或情景產生的不同行為反應,成了人與人之間彼此溝通的重要內容和話題,故,人與人之間可能存在誤解,理解也不能只賴一次語言的溝通即達成,而必須不斷地對彼此的對話進行質疑、反省與檢證,方得以確立溝通的相互理解與共識。質疑,乃檢視溝通內容的詮釋;反省,乃對語言行動者之信念的內在自我檢證。自我的內省並不表示經驗不足,也非說明內省無法預測;相對的,反省具有一定程度的經驗關係(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更重要的,內省的對象是人的內在意識,而此內在意識就是信念與價值觀,更是意識形態的「根」。

       信念與價值觀同時指出人類行為的目標導向,就此言之,內省可以透過人的信念、價值觀所引導的行為目標,預測人類思考與行動的未來動向。此即人類理性推論、歸納或分析功能。人之與其他動物不同處,在於人能透過理性的功能,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動目標,而不完全受限於其所處的環境。

       理性主義的笛卡爾也曾透過「蠟論」的思想實驗,驗證其「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方法,足以確定知識的真實性和確定性,此普遍的客觀知識一旦確立,對真實/真知的認識,就不會受到感官經驗或外在情境的影響。簡言之,笛卡爾只相信透過個人理性方法驗證為真實的物件才是真理。然而,普特南卻在人類相信理性認知功能的數百年後,再度對人類理性提出質疑。雖然普特南「桶中之腦」的思想實驗,與笛卡爾的理性方法異曲同工,但兩者的結果卻是南轅北轍。前者(笛卡爾)強調人類理性的功能,後者(普特南)卻質疑理性思維存在虛擬性和被宰制性的可能。

       笛卡爾的蠟論思想實驗的內容概要大抵如次(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7):

……那些我們認為最明顯可以理解的物件,通常與我們所觸及的身體有關〈但真實的知識卻不會因為身體的各種官能而改變〉……例如,讓我們來看看這塊從蜂巢裡拿出來的新鮮的,還沒有失去其蜂蜜甜蜜的蜂蠟……但當蜂臘接近火時,氣味蒸發,顏色變化,圖形被破壞,大小增加,變成液體……蜂臘經過這個變化之後是否還是同樣的蜂蠟?我們必須承認它仍然存在;沒有人會另有判斷……感覺引起我們的注意,但並不影響我們對蜂臘存在的認識,因為所有這些味道,氣味,視覺,觸覺和聽覺等感官經驗的東西雖然都改變了,但我們所認識的蜂蠟仍然與蜂蠟未改變前是一樣的蜂蠟。

       笛卡爾的蠟論與普特南的「桶中之腦」,此兩者間雖然都是進行思考的實驗,但目的不相同,本質也不同:笛卡爾試圖確立一個可靠的方法,以準確無誤地辨識知識與世界;普特南則對人的理性提出質疑,旨在提醒世人,人的思維不必然時時刻刻都是謹慎和精確的;反之,猶如Martha Nussbaum(1947-)所言,人類有怠惰和好逸惡勞的「習性」,有向懶惰、權威和壓力臣服的傾向,而此等習性正是人的理性思維被「操控」的機會,故人若欲擺脫被宰制,就需要強化人的開放性思維和民主素養(Nussbaum, 2001)。

       其實,笛卡爾並非質疑人的理性,反而相信人的理性思維是確定知識的唯一方法;普特南則對笛卡爾認定的人思維的「普遍性」提出警訊,而此警訊也非反對人腦的理性思維,恰恰相反,他的「桶中之腦」的實驗指出,真正的理性思維是無法被操控的,因為被操縱的腦思維就非真正的腦。此論點有套套邏輯的味兒,也與中國「白馬非馬」的詭論從語言和指涉的對應上進行論辯的原理如出一轍1

    然而,笛卡爾與普特南兩者的思想實驗都對教育有所啟示。教育是人的活動,涉及的內涵包括知識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也包含對人的行為和人性的價值判斷。至於教育的方法除可傳授外,亦可透過共創,因此,教育的意義、內涵和方法涉及自然科學的客觀性,也涵蓋人文社會科學的互為主觀和主觀性。然而,如前所述,「互為主體」的相對客觀並未排除建立在最初之錯誤的信念上。易言之,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前和對話時,若未能自我省思,檢視自己信念的可信度與真實性,則被視為具客觀性的「互為主體」,也可能只是錯誤之知的共通性驗證,而非真實之知的普遍性科學檢證。

       再者,教育是對話的藝術,對話是理念與價值的論辯和溝通,所以,無論教學活動或教師專業社群的成長,均需要師生之間、教師之間的不斷對話。對話也是一種腦力激盪,既試圖尋求教育理念的共識和教學的有效策略,也彼此分享教育資源和智慧。但是,在對話中,若師生的信念未能自我檢視其可信度和真實性,則教學就可能存在對錯誤認知的「灌輸」活動。

       灌輸性的教學活動與對真知的傳遞、分享、革新與創造的教學本質背道而馳;若與教學本質背道而馳之灌輸性活動的成效愈高,則教學活動離開教育本質就愈遠。此即「考試領導教學」或「教學的工具性目的」一直被詬病之所在。若欲破除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對話產生灌輸性活動,則必須做到下列兩件事:

     (一)對話的環境應該是開放的,而非封閉性的。此所謂「開放性」環境並非僅指實體空間的開放,更應在人文心靈上對任何言論不預設立場(Nussbaum, 2001),即每位對話者的心靈和思想都是開放的,並尊重任何歧異,但也非任何言論皆接受。

    (二)對話者應具備自我反省以及對他人言論進行分析與批判的能力,即每位對話者的心靈是解放的、自由的,也是自主的和開放的。此兩大要件也是心靈素質與公民素養高低的基本判準。可見,教學活動應該是一種民主對話活動。

教師或師生之間的對話限於學術性的研討會,也未必是正式的研習、培訓或教學活動,更具意義的是哪些非正式但出於自願性的「聚會」。此等聚會猶如沙龍的交誼功能,與會者可以自由自在地參與和退出,更可以無拘無束地「高談闊論」,既能「以學會友」,分享彼此的理念,又是一種終身學習活動,且能在擴展教育視野歷程中增進彼此的友誼,也有助於縮短語詞意義的理解距離。

       此等非正式且系統不過於嚴謹的聚會若加入資訊科技的協助,則更可以國際化與多元化地與各種不同人士進行意見交流,參與對話的對象與範圍也更多元。如,當代K-12教育人員之間盛行的教師專業成長運動,稱為「教育營」(EdCamp)(EdCamp Foundation, nd.) 的宗旨相呼應。成立該教育營的基金會(EdCamp Foundation, nd.)設立教育營的宗旨如下:

搭建教師增能的支持社群,以增進自由、自由參與、非正式會議方式進行,期極大化教師個人專業學習經驗,及擴充教師同儕間的社會網絡關係。

       此等教育營或教師專業社群的對話能否確保不發生普特南「桶中之腦」的悖論或避免進行灌輸性的對話?析言之,教師之間、師生之間的對話是否均能確認,對話雙方開放地驗證自己「信以為真」或「視為理所當然」的信念,即對話者在對話中均能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尤其教育營的活動若旨在追求「幸福」或接受「感動」等與情緒性或價值性相關的內容時,更需要具備自我反思與批判的心靈素養(Nussbaum, 2001),否則「教育對話」就易流於具灌輸性或宰制性的「假共識」。此等假共識存在意識形態,也可能悖離真知。若此類假共識愈多,就顯示認知與理解的扭曲就愈多。單一認知與理解的扭曲可逐漸累積成系統性扭曲的信念與價值觀。

       若此,則表象上的對話具有相互溝通與開放的「形式」,本質上卻違背「真理愈辯愈明」的事實,也可能成為阻礙真理被認知的「迷霧」。此等現象與民粹所形成的「假性」反動力異曲同工。哈伯瑪斯(Habermas, 1984)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也欲破除此等系統性扭曲的假性共識,故他提出欲達成真正的理性溝通之對話過程必須符合1、可理解性;2、真理性;3、真實性;4、和真誠性四大有效宣稱。基於此四大溝通的有效宣稱,溝通雙方在對話過程中必須不斷進行自我反思,並在溝通進行中,對對話內容和語言者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解放與重建,方能達成真正的共識,並確保真理的合理性。

       教學活動本身無論是教師建構教育或教學理念,或師生對教材的理解,以及師生的對話,基本上均應屬理性溝通行動。質言之,教育的溝通既在追求知識與真理,故師生均必須確保具備自我省思與批判能力。同理,教育營的對話亦應建立在自省與批判的基礎上,方能在溝通過程中建立理性共識,使彼此的對話更具真實性與真理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dCamp Foundation (nd.). Welcome to the EdCamp.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camp.org/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 Thomas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ss: Beac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Habermas, J. (1998).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Ludwig, K. (1992). Brain in a vat, subjectivity, and the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 XVII, 313-345.

Nussbaum, M. (2001).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H. (1981). Brains in a vat.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pp. 1-2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H. (1985).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 Qualia.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qualia/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1). H. Putnam.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lary_Putna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7). Wax argu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x_argument


戰國末年,平原君的食客公孫龍子即以「馬」乃論其形,而「白馬」則指其色,提出「白馬非馬」之辯。易言之,普特南思考實驗中被瘋狂科學家操縱的「桶中之腦」,在普特南眼中,已經非人真正的「腦」。再者,若非被操控,則人腦就不會對沒看見之物,「辨識出」有其物。易言之,只有被操縱的腦才會產生「無中生有」的「胡言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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