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

教育哲語-柏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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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rlin’s Wisdom

溫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兼院長

溫明麗(2015)。柏林的智慧。教育脈動2。取自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e9b6cde0-
      91ca-44f2-9893-450ef22fed52?paged=2&insId=f628a856-bdda-4986-93c4-da58a908d1fc

人類選擇因應他人需求而犧牲若干終極價值的決定,已成為人類困境的永久性特徵Berlin, 1969:43

 The need to choose, to sacrifice some ultimate values to others, turns out to be a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Berlin, 1969:43

        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位猶太裔的哲學家,也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出生於俄羅斯帝國時期的里加(Riga)。家中富有,故有機會在國家動盪時舉家移民至英國,並在生活費用昂貴的倫敦定居(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因此,柏林高中以上的教育都在英國接受,包括聖保羅中學(St Paul's School)、牛津基督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1],其感興趣的領域是古希臘語、拉丁語、歷史、哲學、政治與經濟等社會科學。大學一畢業,柏林就獲得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聘為講師,同年,並獲得萬靈學者獎(Prize Fellowship at All Souls)的殊榮。他是猶太人中首位獲得此殊榮的學者。

        只要一提起柏林,閃過腦際的就是其1958年的散文《自由的兩大概念》(Two concepts of freedom/liberty)──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與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難道消極的自由就是限制,就是不好,就是不理想?而相對的,積極的自由可以為所欲為,那就都是好的?理想的?這得看我們怎麼定義消極和積極,也得看我們怎麼看待自由,更重要的是,踐行自由的人是何人?其文化水平為何?在柏林區分積極與消極兩個不同自由概念前,人類無論學理上、政治上或社會上,一直未停止過爭取自由,也都有為人類爭自由,為自我主體爭自由,為爭取政治參與權的鬥士。此可從人權鬥士翁山蘇姬、曼德拉等人,乃至於臺灣的鄭南榕等為爭取自由意志和社會正義,甚至寧願犧牲生命,也不願妥協的堅定決心可見一斑。

  然而,鬥士一旦不接受規範時,亦極可能成為恐怖之徒(Berlin, 1969),尤其在一個文明或民主的社會,無論英國、美國或法國社會的革命不少是衝著「不自由,勿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崇高信念而來,甚至連浪漫詩人和文學家也高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另一方面,人類可能因為對自由過於飢渴,導致盲目的追求,以致於誤入迷途或過於極端。而柏林提出的消極自由,正可以發揮遏止人類因為過度追求自由,而有極端行為或思想的暮鼓晨鐘;有了消極自由,將可及早遏止因為無限上綱,反而使自由變成宰制或壓迫他人的工具。柏林所稱的「消極自由」乃指防止被他人干擾的自由(Berlin, 1969:121),此消極的自由度端視個人可以打開的門有多少而定(Berlin, 1969:xliii)。對個人而言,每個人重要的選擇不甚相同,且每個人的選擇自由也非無限。由於自己能夠選擇的自由或機會,屬於消極的自由,因為也意味著,有某些自由並非人人皆可以隨時隨地擁有的選擇機會,而這也正是一個多元社會的樣貌,更是民主社會所以需要共識決,以及需要依據民主程序進行表決,以作為決策依據的論述。

      若從知識論的觀點言之,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觀可以歸結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爭:前者具普遍性,是可以量化的客觀真理;後者則難以有客觀量化的準據。舉例言之,2+2=4。在自然科學或數學邏輯中是無可爭議的絕對真理;然而,在社會科學裡,我們要問「2」的單位是什麼?「+」、「=」又代表什麼意義?一旦涉及意義的問題,就不容易有「唯一」或「絕對」的答案。這也是蘇格拉底以降,哲學家一直追尋的問題--尋找一個周延具普遍性的定義。總之,客觀的自然科學家以「觀察者」的角色,對自然世界進行觀察,並期望得出一個「通則」;反之,社會學家則以「思考者」的角色,探索各種不同的關係及其組成的社群,所針對的是個別殊異的對象;前者研究外在的本質,後者,則研究內在的本質,惟內在的本質很難有共通性法則(Berlin, 1969)。

      就此言之,消極的自由只是對有限數量和範圍的限制,而積極的自由則相對複雜,因為人可選擇的「門」,對積極自由是全開的,因此,積極自由需要的是如康德般的自主性自律來規範唯有能自我規範者才算得上是自由的主人,否則就將只是自由的奴隸。當柏林看到一名俄國詩人在他眼前被處死時,其心中的觸動可想而知,他也因此堅決反抗共產主義對人權的視如敝屣(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但是,一旦這些迫害和壓迫行為的訊息都被封鎖了,則真相不但永遠不見天日,啟蒙人類省思的活動,也不會應運而生。

      科技資訊最大的貢獻之一,應該是訊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化,臉書就是其中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人類也因為追求自由、獲得自由,然後發現自由其實是把雙刃刀,既是可貴,卻也可怕。此或許就是柏林生命中感受到的理念--自由不能毫無限制,尤其自由強而有力,且易於激起人類和社會的情緒。因此,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雖然緣起於政治的權力,但更正確的說,柏林也應用此自由的兩個概念來處理存在、知識與價值的人生理念。

     1969年,柏林的《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出版,該書乃在兩大自由概念外,前後納入「20世紀的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al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和「米爾及生命盡頭」(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nd of life),合成四論;後來的版本,又在《自由四論》後加入其對希望和恐懼的探討,即「從希望與恐懼中釋放」(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藉此,《自由四論》可以說涵攝了柏林從歷史、政治、道德,乃至於心理與存在意義等方面去論述自由(Berlin & Hardy, 2002)。

     柏林論自由的觀點中,兩大自由的概念可以說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個人認為,此乃因為柏林論自由的兩大概念已是探討自由概念的核心,而且已掌握了對自由概念其他面向的探討。

     1994年,當他接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榮譽法學博士時,柏林在其演講中,除重申其主張的兩大自由概念外,也從西歐的歷史觀點特別強調人類的理性並非如康德等人說的那麼可以完全自主自律,因此,社會也不會如想像般地和諧;雖然人類常標榜著自由、正義、安全、平等、幸福等德性,但是積極或完全的自由並沒有普遍一致的品質與內涵,故最理想的自由條件是有限制的自由(Berlin, 2014)。此猶如今日資訊科技使用的臉書等平臺般,無論其功能有多大,使用時有多方便,人類社會有多民主,均必須有所限制,否則,一旦資訊平臺完全沒有任何限制,也沒有規範,則使用臉書等資訊平臺進行溝通的人類就會像羊一般地被狼吃掉。

     人類之所以爭取自由,除了政治層面的意涵外,更大的意義在於捍衛人類的差異性和多元性(Berlin, 1969)。試想:當任何人都可以隨性地做任何事,最後,世界就會回歸到原始的叢林法則。同理,當自由毫無限制時,則個人自由最後也勢必受到壓抑,甚至變得完全不自由。這就是柏林所以一反傳統價值,而致力於追求自由的論點,反過來倡導自由必須有所限制、有所規範的思維依據。析言之,一旦自由成為一元主義時,自由就成為另一種獨裁,故為確保人類永續的自由,自由必須是多元的,也只有多元的自由,人或社會之間的差異性才可能存在。就此言之,柏林的思想猶如後現代主義反對現代化的大一統思想一般,但兩者仍存在差異:柏林採取以退為進的方式,維護主體(agent)及社群的自由發展;後現代主義則針對所有的「同」,提出「異」的觀點。可見,柏林的方法是迂迴的前進,而後現代對於現代的抗拒卻是直接而正面的迎擊。

     柏林兩大自由的概念與當代數位化的資訊社會又有何關連?其自由的概念提供今日資訊時代的社會何種警訊或啟示?柏林(Berlin, 2013)引用了古希臘抒情詩人阿基羅庫斯(Archilochus)的「刺蝟與狐狸」的預言故事,他也善用「狼群的自由,即為羊群的死亡」(Free for the wolves has often meant death to the sheep)、「人類命中註定要去做選擇,但每次的抉擇都可能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We are doomed to choose and every choice may entail irreparable loss),又如「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要事」(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等隱喻的語言,來說明兩大自由的概念。這些隱喻,輕鬆明白地說明,人類追求積極自由猶如狐狸撲羊般,以主動選擇追求來表示主體具有意志自由;相對的,一旦人類無止境地自由選擇時,則有人就會如羊群般,被無所限制進行選擇的狼吞噬。所以,人雖然天賦有意志自由,但每次的抉擇都同時意味了另一個可能無法預估的損失(Berlin, 2013)。由此可知,人類雖然需要珍惜天賦主體意志的選擇自由,但是更需要善用此選擇權。畢竟,自由很容易激起人的「慾望」,又非人人皆能善用自由,加上「善用」的規準可能因情境、時空而多元,難有唯一普遍的規準,故為確保人類社群生活面向的安全與和諧,對人的自由有某種程度的限制有其必要性,否則可以預見,一旦人人皆要發揮其自由意志之際,人類將可能如羊群般,瀕臨被狼滅絕的危機。

     如上所述,處於知識爆炸的資訊社會,人類開始思考:如何能不因為進行網交或網購而受騙?如何在方便、透明與公開的「網絡社會」中,既能充分運用科技之便,又能維護個人隱私?這正是資訊倫理受到重視的原因。就以迄今已被普遍使用的臉書和line平臺而言,其功能的便捷性,及介面的親和性,早就征服現代人的喜好,無論是使用在教學上,或一般人際間的閒談交流,都已經相當普遍,但是,此也隱藏著若干需要面對的網路倫理議題,如智慧財產權、個人隱私權、訊息正確性、廣告浮濫等便捷的網際網路溝通平臺過於浮濫導致的倫理議題。當然,最理想的狀況是,相互尊重,將心比心,人人都能自主自律,做到不把任何人當奴隸般看待,並能在發揮個人自由意志的同時,也能掌控自己行為,使之符合倫理規範,則資訊時代的各個平臺,都將是提供人類彼此更貼近、更迅速溝通的良好管道,也因而不會成為危害人類社會的「唐吉阿德」。


參考文獻

Berlin, I.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 (2013).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In H. Hardy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 (2014). A message to the 21st Centu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oct/23/message-21st-century/

Berlin, I., & Hardy, H. (2002).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K:Fellow of Wolfson College.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5). Issaiah Berlin.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iah_Berlin


[1] 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乃位於牛津地區的學院,非牛津大學體系的學院,若屬於牛津大學體系的學院,則英文名稱應是Corpus Christi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英國此類學院常會被外國人人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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